公元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主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踏上了二万五千里的长征路。在经历了湘江战役的失败之后，毛泽东同志仔细分析了当时的军事态势，提出改变行军路线，向国民党统治力量相对薄弱的贵州地区进军，以便尽快摆脱国民党的追兵。同年12月15日，中央红军占领了贵州黎平县，18日，黎平会议召开，会议接受了毛泽东同志的建议，决定在川黔边创建苏区。20日，中央红军分两路向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地区行进。

1935年1月初，中央红军在红界河、茶山关、回龙场等渡口分两路渡过乌江。5日夜，红军智取遵义，7日，中央红军第二师先头部队经由丰乐桥，进入遵义城区，占领遵义。得知红军已经进城的消息后，当时已经在遵义活动的地下党员周司和、周济立即与刚进城的中央苏维埃临时政府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长潘汉年接头，将之前由“反日反帝大同盟”更名为“红军之友协会”的当地组织，再次改名为“红军之友社”。

1月9日，“红军之友社”成员、遵义的员工、工人以及老百姓们，纷纷来到丰乐桥，翘首以盼他们期待已久的红军主力。当天下午，丰乐桥头的接官厅前，早已人山人海、鞭炮齐鸣、锣鼓喧天，热闹非凡。受够了黔军剥削压迫的遵义老百姓们，挤在丰乐桥头，迎接红军，迎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博古等红军领导人。毛泽东等人和中央红军纵队一道，从南门关折转，来到了丰乐桥头，翻身下马，遵义民众一拥上前，夹道欢迎。毛泽东与市民代表亲切握手，一起走过丰乐桥，进入了遵义城区。

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这就是著名的“遵义会议”，会议确定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成为了党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挽救了中国革命。遵义会议之后，红军四渡赤水，并在娄山关战役中取得长征以来的第一次重大胜利，最终赢得了长征的胜利。

这座见证了历史的“丰乐桥”，位于今天贵州省遵义市城南，是清咸丰元年(公元1851年)，在时任遵义知府佛尔国春的主持下修建的。按照佛尔国春《丰乐桥记》所载：

遵义府治南五里，跨桃溪尾建桥，曰丰乐，崇四丈有八尺，广半之，袤五其崇，两翼石阑如其袤。酾水五道，开南北广路百十丈，用功十一万□千人，荀铁□万□千斤，架木千五百段，石灰□千□百石，桐油☑万□千斤，费白金□千□百□十两。[1]

这段文字记录了丰乐桥建造之初的基本情况：丰乐桥位于遵义府治所在地南五里的地方，横跨桃溪河尾。桃溪河是遵义母亲河湘江河的上游支流之一，疑因流经旧桃溪庄[2]而得名。这座桥用“年丰民乐”意，取名“丰乐”。高四丈八尺，宽二丈四尺，长度是高度的五倍[3]。这是一座五孔联拱石桥，将河水分流成五条水道。同时还记录了建造这座桥所用的人力、物力等情况。

佛尔国春的这篇记文不仅记录下建桥时的基本数据，还将建桥的缘由、建桥的过程进行了详细描述：

上游不十丈，旧有下榻水桥，即元建之巨济，卑才半寻，仰承斗溜，涨喷桥面，即有线湍，游漾中桥，倏忽起伏，不可辄度，岁常溺人。暑潦之际，行旅愁恐，郡人更崇，怀匪朝夕。

在丰乐桥的上游不足十丈[4]的位置，原有一座下榻水桥，是元朝大德年间所建，又名巨济桥。根据《遵郡纪事》载：“平播后，只有石板平桥，名踏水，后多颓缺[5]”，万历年间的平播战乱之后，河上就只剩下石板铺就的平桥，当时名为“踏水桥”，巨济桥又称为下榻水桥(另有万寿桥名为上踏水桥)。巨济桥的位置在两山之间，从水位高度来看，此地的水位比上流五六丈[6]处低了数尺，因此水流比较急。而且石板又在逐渐下沉，每到涨水的时节，水面距离桥面就只有数寸而已了，过河的人走到桥中间，水面甚至会高出石桥一二尺[7]，经常有人畜被淹的情况发生[8]。尤其夏天的时候，当地老百姓、行旅的路人，都不太敢从这座桥过。这可就是给遵义的老百姓生活带来极大不便甚至是威胁生命安全的大问题了，作为地方长官的佛尔国春当然不会坐视不理：

长白佛尔国春来守郡，越岁，亟与署首县周刺史守正倡怂斯举，施者响臻;复与继署县严刺史耿策劝济，后属职事于李教谕蹇辰、刘孝廉际瀛、义民张朝辅等十六人;县典史黄映林提调工匠;府候委经历王问政、典史孔继志先后稽核出内。[9]

佛尔国春是满洲人，咸丰六年进士。道光二十九年(公元1849年)七月，到遵义府任知府。到遵义以后，佛尔国春就知道了巨济桥的问题——老百姓过河困难。第二年，佛尔国春就和时任遵义县知县的周守正[10] 商量，倡议修建新桥，解决民生问题。周守正调走以后，佛尔国春又与接班的严耿[11] 策划找人捐款建桥的事务。后来安排教谕李蹇辰、孝廉刘际瀛、义民张朝辅等十六人专门负责建桥工作，典史黄映林负责召集工匠，王问政、孔继志等人稽查、审核支出事务。人员分工已经完成，剩下的事情就是开工了。

咸丰元年辛亥正月十日丁酉伐石，十一月廿二日癸酉竣功。舍旧登降，梁空而行，平达两山坳，虽有盛涨，永永无患。朝辅精算营造，逾于巧工，在胸之桥，先事已具，采石既近，必手度量，务收兼材以植桥寿。早作晚食，不辍指撝，与桥终始。职事诸君又操纵有方，一心一力，是以费半功倍，成速且坚。[12]

咸丰元年正月伐石，正式开工，同年十一月竣工，十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建造。为什么能这么快完工呢?并非此桥修建容易，也并不是敷衍了事的豆腐渣工程，佛尔国春在《记》中将此桥的修建归功于以下两类人：

第一，义民张朝辅。这是一个修桥的专家，还没有动工，已是“在胸之桥”，犹如文同画竹，早已在心里设计好了整个桥。并且张朝辅亲力亲为，到附近的采石场去，亲自动手测量石头，尽可能地选择最合适的石材，以延长桥的寿命。同时，张朝辅从早到晚都在工地现场，勤勤恳恳，“与桥始终”。知府佛尔国春称赞他“精算营造，逾于巧工”，算是给张朝辅记了头功。

第二，张朝辅之外，还有很多参与桥梁建造的人，比如李蹇辰、刘际瀛、黄映林、王问政、孔继志等等，这些人“操纵有方”，一心一意地为建桥工作付出辛劳，以至于建桥能进展顺利，事半功倍，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完成了此项工程。

一座桥终于建成了，从此“舍旧登降，梁空而行，平达两山坳，虽有盛涨，永永无患”，遵义的老百姓不用再走危险的巨济桥，而可以走平达山坳的石拱桥，由于这座新桥是架在空中的，就算是河水再怎么涨，也不会威胁到过桥人的生命安全了，解除了老百姓过河的后顾之忧。

逮合尖顷，佛尔国春率撩吏郡士耆老，来落桥成。歌饮既酣，时雪应瑞。观者隘谷，欢声若潮。天心随人，了于告语。自今以始，险阻既除，疵疠不生。年丰民乐，左券斯在。佛尔国春幸际其美，用述本末，属川湘山长独山莫孝廉友芝书刻岸端，以怡来者。[13]

新桥落成，当然是一件大喜事，佛尔国春也很高兴，带领遵义的官僚、郡士、耆老等，一起来庆祝桥成。载歌载舞，觥筹交错，正好这时天公作美，下起了雪，真是“瑞雪兆丰年”啊。前来看桥看雪看热闹的遵义老百姓们，站满了整个山谷，大家欢笑着、喧闹着、庆祝着，欢庆新桥的落成，感谢知府佛尔国春为民造福，感谢张朝辅等人的辛劳付出，

从此，“险阻既除，疵疠不生”。

从此，年丰民乐!

自此，新桥名曰“丰乐桥”。

佛尔国春非常高兴，这是他来遵义以后做成的一件大事，而且他不曾居功自傲，在《记》中将功劳都归于他人，不提自己。他还为此写下一篇《寿之贞珉》[14] ，还请了贵州文化名人莫友芝书写，刻碑于丰乐桥头。佛尔国春在《寿之贞珉》文中写道：

余为地方幸，余尤幸，余之得目睹其成也。

作为满洲人，佛尔国春从北方来到西南为知府，心系百姓，主持修建桥梁，桥成之日，他由衷地为遵义当地感到高兴，为老百姓感到高兴，也为他自己感到高兴——他亲眼目睹了这座造福人民的桥落成!

可惜的是，关于佛尔国春在遵期间以及后来的记录不多，但无论如何，他为官于此，也是有功之人了。有幸的是，1999年4月5日，在丰乐桥改建工地的现场，挖出一块“高2.45米、宽1.05米、厚0.27米、重1.89吨”的石碑[15] ，正是当年丰乐桥头之碑。《寿之贞珉》文记载的大致内容与《丰乐桥记》相当，不再复述。

丰乐桥建成以后，随即成为了遵义城南的重要通道，甚至逐渐成为由南向北入遵义城的必经之路。遵义是黔北重镇，是川黔路上的必经之地，丰乐桥也就成了川黔路上的必经之桥。不仅红军长征从这里走过，抗战期间，丰乐桥还成为了北接陪都重庆、南通省城贵阳、西连滇缅公路的通道，抗日的部队从桥上前仆后继，逃难的百姓在桥上流离失所。浙江大学西迁，从丰乐桥进入遵义。浙江大学东归，从丰乐桥离开遵义。

这座沧桑的丰乐桥，在满洲长官的任上主持修建，又看着满清王朝的覆灭，中华大地军阀纷争。它看着黔军盘剥遵义百姓，以至于红军进城以后，看到遵义商铺门口都挂着“溃兵抢劫暂停营业”的牌子。它等来了中央红军，等来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伟大转折，见证了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走向成熟，见证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道路。

为了纪念丰乐桥在近代史上的意义，1966年，遵义政府将“丰乐桥”更名为“迎红桥”，1986年又恢复“丰乐桥”名，但时至今日，遵义市民仍愿意称此桥“迎红桥”，在遵义市民的心中，迎接红军就能“年丰民乐”，丰乐的意义也就能实现。

如今的丰乐桥，经1999年修缮、拓宽之后仍在使用，这座已有170年历史的古桥，承载了佛尔国春造福百姓的百般努力，承载了张朝辅等人的“精算营造”，承载了中央红军的光辉历史，承载了党的伟大转折，更承载了遵义人民对年丰民乐的美好愿望。

[1]转引自：[清]郑珍.莫友芝 编.遵义府志,成都：巴蜀书社，2013年9月版，第149页。

[2]桃溪庄：播州土司杨氏庄园，毁于明万历年间的平播战乱。按《明史纪事本末》载：(万历二十八年)，焚桃溪庄。

[3] 按照现在的度量衡，此桥高约15.96米，宽约7.98米，长约80米。

[4]十丈，旧时度量衡，约33.3米。

[5] 转引自：[清]郑珍.莫友芝 编.遵义府志,成都：巴蜀书社，2013年9月版，第148页。

[6]五六丈，旧时度量衡，十七八米左右。

[7] 一二尺，旧时度量衡，五十厘米左右。

[8]《遵义府志·巨济桥》：在治东，元大德中建。今城南五里下榻水桥也。平播后，此与万寿桥皆以石平水面，称上踏水、下踏水。今惟此名不改，无知为元巨济矣。桥址界两山间，视上流五六丈处已低数尺。而桥础复卑，每涨，离桥面尚数寸，度者及中，水沸出石面已一二尺，故往往没人畜。

[9] 转引自：[清]郑珍.莫友芝 编.遵义府志,成都：巴蜀书社，2013年9月版，第149-150页。

[10] 周守正：按《遵义府志》载，四川涪州监生，道光二十九年任。

[11] 严耿：按《遵义府志》载，浙江仁和监生，咸丰元年任。

[12] 转引自：[清]郑珍.莫友芝 编.遵义府志,成都：巴蜀书社，2013年9月版，第150页。

[13] 转引自：[清]郑珍.莫友芝 编.遵义府志,成都：巴蜀书社，2013年9月版，第150页。

[14] 《寿之贞珉》：余膺简命, 来守斯郡。阅二年, 渐与士民相习，知地方丰废俱兴。 帷去东城不几里,有“下塌水”，属川黔孔道;旧建平桥,地势低洼,急流湍 ;每逢夏,山水陡发，往往溺人。地方之抱歉，盖数百年于兹矣。余心侧焉，思改建一桥,较旧制高广数倍，庶可以拯陷溺而致之生。以公事旁午,力未建也。适西蜀周养恬刺史权县篆，阂中黄雪航理县尉, 因公齿及，具有同心。余倡捐参佰金, 养恬、雪航各捐廉相助, 并与方绅民设薄劝捐，共得银捌仟壹佰零。于道光三十年十一月, 召集诸工规度基址, 凡历五百九十余日，役工十一万零。计桥之制， 高五丈八尺, 长二十八丈，宽二丈二尺，两沿周以石栏长□□; 桥复建牌坊二座、土地祠一间、官厅一所、看司房五楹;其余力并改建东郊先农坛大殿三间, □门一间、二门五间、扶犁所、祭坛、官厅等处。是举也，余倡之，设非得同事诸君始终认真经理，则斯桥之成， 兴否尚未可知也。今则费廉而功速，去险而就夷，数百年之缺陷可以弥矣。余为地方幸，余尤幸，余之得目睹其成也!桥成日，值大雪连 霄, 彻明厚几盈尺。父老子弟之来观者, 争喜色相庆也。占验书所谓“瑞雪兆丰年”，此其征软。爰名之曰“丰乐”, 盖纪实云。见：夏元佐. 寿之贞眠 传之久远——丰乐桥碑文读解.贵州文史丛刊[J],2003(03)，第74-75页。

[15] 参见：夏元佐. 寿之贞眠 传之久远——丰乐桥碑文读解.贵州文史丛刊[J],2003(03)，第74页。

以上内容来源于星辰在线《诗画桥梁》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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